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
通胀该如何度量？前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一篇论文激起了诸多讨论。
27日，央行《政策研究》刊发周小川的署名论文《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和度量》。28日，在“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”上，周小川再以此文做主题发言，详细阐述了传统通胀度量存在较少包含资产价格、可支配收入计算、劳动付出影响通胀感知，以及可比性不足等问题。
坦率地说，周小川所指不是新问题。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，固定汇率挂无可挂，德国和瑞士很早就尝试用通胀来做货币政策的“名义锚”。1990年，新西兰央行第一个正式引入通胀目标制，此后相关概念和实践逐渐普及。1999年，当时还在普林斯顿任教、但在纽约联储做访问学者的伯南克，就联合纽约联储时任副总裁米什金等人，就全球央行通胀目标制10年以来的实践经验作了一次全面梳理。
伯南克等人的结论，与周小川所指出的一模一样。以通胀目标制统领货币政策，首要的问题就是该选择哪个价格指数作为衡量标准。但现实是，考虑到公众的信心和沟通成本，中央银行并不能“自定义”指数。绝大部分央行都选择挂钩消费价格指数（CPI），因为这个指数由政府发布，且有良好的可比意义。很多央行也会用到剔除波动率的“核心通胀指数”，但很少会将政策目标直接与之挂钩，主要原因也是顾虑公众信心。
从实践来看，通胀目标制运用得比较好的地区通常是“小型、开放、资源出口型”经济体。对大国来说，由于自身经济周期的波动足够深远，单一的通胀目标制并不比以前的相机抉择更有优势。大国的政策目标除了价格稳定，还有充分就业、金融稳定等，单一盯住价格水平，势必会造成其他方面的损失。因此，在全球主要央行的实践中，通胀目标制与其说是一条“规则”，还不如说是一个“框架”，只要有必要，是可以打破的。
换句话说，通胀目标在央行的政策框架里，一开始就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中央银行家们很早就意识到，挂钩CPI终有一天会遇到周小川所说的指标失真问题。但是上世纪80年代~90年代，在全球大通胀的环境下央行以此为主来设计政策框架，确实有其简单明确、通俗易懂的巨大优势。互联网新经济的兴起，也在推动制度框架向“大政府有限央行”转变，这进一步促进了通胀目标制的普及。更重要的是，央行工具箱里还有其他手段去解决周小川所指种种问题。所要权衡的，无非是代价罢了。
近几十年来，公众感觉到的通胀水平和CPI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，这个差异还在拉大。不过，这并不仅是央行一家的事，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应是主要原因。就收入结构而言，富裕阶层的资本性收入占比高，这导致央行在启动逆周期操作时，政策收益的分布越来越不均衡。
央行主要是负责总量的，结构问题谁来负责？恐怕，这才是周小川论文最大的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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